日本疫情:女孩沒法打工 只好……

日本疫情:女孩沒法打工 只好……

距離上一篇的東京觀察已經過了二十天。日本已經處于全國緊急狀態之下。安倍口罩已經淪為笑柄，安倍抗疫政策在維護經濟和保障民生之間搖擺不定。而民眾則忙于應付真偽混雜的信息和被打亂的生活節奏，被銳減的收入所壓迫，又被即將到來的長假所誘惑。窮困的女高中生則已經開始鋌而走險，造成了意外懷孕的激增……

日本疫情：女孩沒法打工，只好援交

沒法打工，那就只好……

1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6640元）的補助不算多，不過省吃儉用也足夠一個人在東京應付一個月的房租水電。

感謝皮尤調查中心和加州民主黨議員凱蒂•波特，現在不少人都知道有40%的美國人拿不出400美元的緊急支出了。但是日本民眾尤其是年輕人的貧困卻在國內少有人知。

日本疫情：女孩沒法打工，只好援交

在這個被移民自媒體包裝為“人情社會”的地方，年輕人甚至是未成年人以打零工勉強維生早已成為常態。疫情造成消費服務行業的蕭條。一些人不得不冒著“濃厚接觸”的風險繼續去打工，而另一些實在無工可打的女性，就從事起了另一種日本特色的“服務業”。

 

位于神戶市北區的全年無休24小時孕產求助熱線“小小的生命之門”是由當地一家婦產醫院“瑪娜助產院”運營的公益熱線。據該熱線反映稱，自從2月末學校停課開始，撥打電話或者發郵件前來求助的十多歲懷孕少女就陡然增加。問起具體的情形，則常有“對方是年紀比我大的人”，“是第一次見面，后面就聯絡不上了”等。

顯而易見，這些意外懷孕的少女是從事“パパ（爸爸）活”——“找干爹”去了，求助熱線的助產士就此表示“因為疫情原因，打零工的機會沒有了，因此去找干爹和從事援交的少女為數不少。”

在這次疫情之前，筆者依然懷揣著對日本援交少女們的固有印象，覺得她們是經濟高速發展時代社會意識的遺留產物，因為由奢入儉難的無奈才自甘墮落的——然而這種平成觀念實在跟不上令和年代的社會現實。

“終身雇傭”和“家庭主婦”的概念已經成為遙遠的神話。如果父親是非正式雇傭社員（目前這種員工占日本全部受雇勞動力的近40%），一個月到手可能只有20萬日元，母親打零工，一個月到手7萬日元，那高中生打打零工一個月也有7、8萬日元，甚至可能成為超過母親的“家庭主要收入來源”。

而另一方面，對于初入社會的高中畢業生和從小地方來到大城市上大學的獨居女性，光是房租飯錢水電煤氣等必需開支就高達8萬日元，打工收入處在勉強夠用的危險邊緣。有一位名叫坂爪真吾的作者寫了一本《パパ活の社會學》（干爹社會學）分析這種情況稱：不論是受到五光十色的都市消費誘惑，還是意外支出和大學學費的壓迫，“援交”或者“找干爹”都成為某種意義上的必然選擇。而目前在網絡上，“找干爹”教程隨處可見，更顯現出這種現象的泛濫。

在網絡普及的日本，女性免費而男性收費的專用約會媒體曾經是“援交”事業的重要媒介。而現在推特等社交媒體憑借其更高的普及度和更低的準入門檻，成為特殊零工新的溫床。

根據日本警察廳公開的一份調查資料中，可以明顯看到自從平成20年（2008）年至平成29年（2017年），社交媒體引發的未成年人色情（児童ポルノ）及未成年人賣春（児童買春）案件穩定上升，受其影響，社交媒體引發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總件數也水漲船，相較之下，專用約會媒體則“風光”不再了。

截圖自日本警察廳公開發表的統計資料《截止平成29年社交媒體等引發的未成年人受害事件現狀與對策》（2018年4月26日公布）

當然，在疫情之下，援助交際和其他交際一樣，也都面臨著“自肅”的壓力，一方面，是“找干爹”的女性受到外出限制，與干爹被迫變成長期同居，造成意外懷孕增加。另一方面，則是“援交”女性為了避免“濃厚接觸”，轉而采取“線上援交”模式。據東sport網站4月10日的報道，不少中年男性都通過社交媒體收到了不認識的少女的聯絡，劈頭就是：

“有點唐突，但你想買我的自X錄像嗎？”

報道稱，以往無緣“援交”的男性都收到了這樣的毛遂自薦，足見如今的援交市場呈現供大于求的狀況。不過這種無接觸的援交到底是不是真的由少女發出的，也是讓許多男性心存疑慮。

《citrus》里的水澤茉莉就是利用“線上援交”進行欺詐的慣犯，她自己雖然是貨真價實的美少女，但販賣的錄像實際上都是從小電影里截出來的

對抗疫情的緊急狀態無意中暴露了一個有點難堪的事實：日本的大多數年輕人和他們出身的普通家庭本來就已經在窘迫的“緊急狀態”下運行。這一“急上加急”實在令他們不堪重負。日本引以為豪的社會保障安全體系對他們基本上是忽視的，理論上年輕不怕病毒的他們卻意外地成為了疫情中的弱勢群體。筆者倒是對他們淪落到這種經濟困境的緣故有所了解，不過要說起來就話長了……

“丟掉安倍口罩！”——來自中國的愛

作為安倍政權從3月到現在唯一真正實施的防疫救濟政策，每家兩個的“安倍口罩”已經成為了新的日式專有名詞アベノマスク（安倍mask，是對安倍經濟學アベノミクス——安倍mics的戲仿）。確如提出這一天才政策的安倍親信所說，安倍口罩讓民眾的不安“啪”地一下消失了——只是怒火冒起來了。

這些花費了466億日元（約30.8億人民幣的）布質口罩的防護效果很可疑，過小的尺寸和糟糕的質量也飽受詬病。而更令民眾不能接受的是污染問題。普通安倍口罩洗后縮水，松緊帶沒彈力，以及顏色發黃發黑的問題早已屢見不見，最近還出現了孕婦專用安倍口罩被停止發放的問題。

為表示對日本未來的特別優待，在每戶兩個的定額之外還有50萬安倍口罩專門發放給孕婦。但是據NHK報道稱，截止27日已經有超過400個地方自治體上報稱孕婦專用安倍口罩出現質量問題，已確定的劣質品多達3萬只。問題包括口罩發黃，有異味，有黑色污漬，以及混雜毛發和其他污物。這批口罩的發放只得暫時中止。

安倍口罩的發放通過日本郵政全國全戶投遞系統。不過截止本文撰寫的4月26日，許多居民，包括筆者所在的東京臺東區居民在內，依然沒有收到安倍口罩。而且據共同社4月10日至13日間通過電話進行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76.2%民眾表示不會用安倍口罩。

現在回想起來，安倍口罩的出臺背景，大概是從1月開始延續到4月初的口罩零售供應緊張。為了安撫憂心疫情又買不到口罩的民眾，才有了用劣質廉價布口罩收買人心這樣的奇策。然而目前東京的現實卻是，合格的防護口罩已經可以很容易買到了。

上野和池袋、大久保、川口等地齊名，是東京周邊最有名的中國人聚集區之一。上野阿美橫町的商店街大多數已經自主休業，但還有一些中資藥妝店改賣起了防疫用品，當然為了通風防疫起見，生意都放在了戶外。

如筆者拍攝的這兩張照片：從日本制的防塵口罩，到進口（不用說自然是中國產的）的一次性醫用口罩和高級別防護口罩應有盡有，既有美標的N95，也有歐標的FFP2。價格上一次性口罩1000日元（約66元人民幣）10個，而N95級別的口罩則售價500日元（33元人民幣）到870日元（57元人民幣）不等。比起疫情前自然是漲了不少，但以日本的物價水平，倒也可以接受。

筆者在1月的時候加入了一個在日華僑的“口罩群”——支援國內抗疫，聯系日本口罩貨源的。現在這個群每天依舊討論活躍，只不過變成國內口罩出口日本的生意。據筆者觀察，3月時國內口罩的出口價達到了最高點，一次性口罩曾高達6元人民幣一只，而如今只有2塊5了。

小惠未遍，民弗從也。相比問題頻出，衛生可疑，分發遲緩的安倍口罩，中國口罩自然更令日本民眾放心。阿美橫町的口罩攤上直接打出廣告“不要用安倍口罩，用其他口罩”“丟掉布口罩”等等。安倍政府想靠兩片掛著細繩的棉布收買人心的計劃，大概也可以宣告破產了吧。

搖擺的救濟措施

安倍口罩雖然雞肋，但已經是疫情之下的日本民眾從政府那里所得的唯一一點慰藉了。相比其他政策的搖擺和不明所以，布口罩的分發算是簡潔果斷和雷厲風行的。

3月底的時候，疫情對于社會民生的影響已經清晰可見了，而自民黨農林部會此時就忙不迭地跳出來，提出要向民眾發“肉券”。自民黨水產部會也跟進，要發“魚券”。意思就是國家出錢夠買國產的高級和牛和魚肉，通過券的形式發給民眾——名曰惠民救濟政策，實際上是向把持日本農產品供銷的“土豪劣紳”們輸送利益。

富士電視臺網站報道截圖

這樣的計劃自然是遭到一片反對。富士電視臺上街做隨機調查，收獲了一籮筐吐槽：賣豬的就問了，為啥只發牛肉券，豬肉券呢？賣菜的就問了，為啥只發魚肉的，蔬菜券呢？種花賣花的也不高興了，也不是只有吃的東西需要支援，我們也需要啊……

一通七嘴八舌的反對之下，到了4月初，另一個救濟計劃浮出水面，而且規模更大，不是送點魚送點肉那么簡單了——叫做“Go to travel Go to eat”，也就是要給人民發外出飲食和旅游的代金券，鼓勵外出消費。

經濟產業省計劃投入16794億日元（1117億人民幣）的巨資，對消費服務業來個全方位的刺激。相比之下，厚生勞動省為了防止新冠病毒感染擴大編列的醫療系統整備費用也不過6695億日元。

“Go to travel Go to   eat”倒是不偏向特殊利益群體了，可是，槽點也更多了：首先，現在其他國家確實也出臺了一些消費刺激措施，但都是在疫情得到控制（或者至少以當地的標準得到控制）以后。日本疫情還處于蔓延階段，這個時候鼓勵大家去外出旅行，去在餐廳吃飯，不是會增加傳染的機會嗎？

這里必須提及一下，在日本如今的“全國緊急狀態”之下，不但餐飲店作為“必要經營場所”繼續開工，長途旅行也并不受限，很多非經營性旅游景區也沒有封閉。4月19日神奈川縣的江之島海灘上被拍到照常人頭攢動，逼得神奈川縣知事在電視上呼吁大家不要來。

社交媒體截圖

但是呼吁歸呼吁，執意出游的人是攔不住的——其中就包括安倍首相的夫人安倍昭惠。

在安倍晉三3月14日呼吁“請大家努力保護自己”，次日他夫人就去了大分縣宇佐市的宇佐神宮，參與了一個50人以上的團體參拜。而她對同行的人們表示：“這個新冠搞得我的安排全都打水飄了，我想著總是得去哪里轉轉”。當然，或許安倍昭惠覺得參拜也是保護自己的一種形式。因為這個神社屬于一個“新興宗教”。教主是位頂著慶應大學出身光環的醫生，自稱「DoctorDolphin」的松久正。聲稱自己可以不用醫藥和手術，靠“喚醒卑彌呼女王的PremiumDNA”開啟患者自身的修復能力，來恢復人生和身體的問題。

這畫風，整個一氣功大師……

“Go to travel Go to   eat”計劃的另一問題是，它救濟的是經濟而不是民眾。疫情確實給經濟造成了打擊，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也就是讓許多普通勞動者收入銳減，難以為繼。在他們為房租和水電費發愁的時候，還去鼓勵消費，指望他們把僅有的積蓄掏出來，這根本不現實。

安倍政權這些救濟措施的著眼點，都是“經濟系統”，而非真正直接的民眾切身利益——在這方面倒也有著名的“30萬日元救助計劃”。多虧了某位日語不怎么過關的徐桑，30萬日元救助計劃曾引起了一些中國人的羨慕，可是沒過兩天又成了一個被日本老百姓給罵回去的失敗案例。

30萬元救助計劃和安倍口罩一樣，是以家庭為對象發放的，目標是惠及全國1300萬低收入家庭，彌補他們因為疫情而大大減少的收入——然而什么樣算是“低收入家庭”，怎么才叫“因為疫情而減少”呢？規定是“2-6月有任意月的收入減少，”并且“推算到年單位上落入住民稅起征點以下”，并且“收入減少幅度超過50%，推算到年單位上低于住民稅起征點兩倍”……

這下好了，別說羨慕30萬日元的中國人看不懂，迫切想要領30萬日元的日本人也蒙圈了：推算到年單位該怎么推算，收入減少幅度該怎么證明？而且家庭收入低于住民稅起征點，在日本幾乎就是赤貧階層了，就連受到疫情影響收入減少的民眾也不太自信能滿足這個要求。

大多數家庭擔心不符合條件，肯定符合條件的人也擔心無法證明。無怪乎30萬補助計劃最終流產，變成了簡單粗暴的每人10萬元補助計劃——凡是日本居民登記在籍，一律可以憑借住民票申請，筆者這樣的外籍常住居民也可以申領。眼下唯一的懸念是，這筆錢正“力爭”五月開始接受申請，什么時候到手還沒有準。